特约作者、摄影
李亚楠
编辑
张云亭
摄影师李亚楠从年开始，先后五次前往阿富汗。在这几次的旅行中，他结识了阿富汗朋友，深入当地人的生活。在他的记录下，能看到先锋的阿富汗女性，也能看到保守的普什图人家庭。尽管他们不能代表阿富汗的所有人，但至少，我们从中看到每个人都是鲜活的个体，他们并不总是生存在恐惧之中，相反，他们的生活中充斥着我们一样的苦恼：工作、考研、离开家乡。另一方面，贫穷，不稳定的生活，仍然是可能把一个人推向极端与边缘的途径，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塔利班的到来不仅仅是女性的恐惧，也是男性的，他们要反对的是一个现代的政教分离的国家体制，而认同这个体制的人都会成为潜在被威胁的对象。而另一方面，假设这能结束年代以来阿富汗常年的战乱，让所有人重归生活，但这生活可能是失去自由的，三千多万阿富汗不同的个体会如何选择？
我们不敢轻易给出答案。要知道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正如摄影师本人所说：不去接近，就没有机会了解。
走出机场，机场外的男人们穿着传统的阿富汗长袍，头上戴着羊皮帽或裹着头巾，在冬日里身上披起了羊毛毯子御寒，驻足在机场外东张西望。这是我第三次阿富汗之行，已基本能从面相上分出他们所属的民族。
阿富汗是一个三大民族为主的国家，除了本土最主要的普什图人，占到了阿富汗总人口的42%，还有第二大民族塔吉克人，占到了总人口的27%，在喀布尔经常见到的另一个民族就是哈扎拉人，虽然只占到了总人口的9%，但已是阿富汗的第三大民族。哈扎拉人的长相最容易辨认，不同于其他一些民族高鼻梁高眉弓的面容，哈扎拉人形似蒙古人。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冲突也让阿富汗近现代长久以来一直处于不安定的局面之中，支离破碎的阿富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来自他们不同民族之间的恩怨。
在人群中我看到了帅气的哈扎拉小伙Ramazan，他是来机场接我的司机。Ramazan在一家中国饭店打工。这所中国饭店由红姐主理，一位来自中国的女性，经过十多年的摸爬滚打，在喀布尔立足，也是我每次在喀布尔的落脚点。
放好行李我便打车去往喀布尔大学南面的Kazir，出租车穿过喀布尔的使馆区、政府区，每次经过这些区域我都有些提心吊胆。喀布尔的不安全因素全部来自这些区域，在支离破碎的阿富汗，各个武装势力想要制造点动静就会选择在这个地带，他们无差别地制造一些自杀式恐怖袭击。只有待久了之后，才会明白大部分爆炸前，都会有风声放出，算是一种谈判的条件，如果没有谈妥，就会发生爆炸，也存在没有预警的爆炸，所以这些消息的可信度往往都不高，更多的是靠运气。
Kazir是位于喀布尔大学区域里一条普通小路，这里的道路横平竖直呈井格状。路两旁的排水沟深陷进地面，道路凹凸不平，冬日里阿富汗的阳光往往带有暖色，在这浸满浮尘的街道里看上去朦胧不清。我进入一个喀布尔最常见的小平房内，掀开门帘的是扎莱，屋内地毯上坐着阿克巴丽和法蒂玛。一个外国男性与三个本地女孩同坐一屋之内，在阿富汗尤其是保守的阿富汗人眼里，这多少有些危险，于是我们简短的聊天之后，就走上了街头。
年冬天
三个阿富汗先锋女性
三个女孩都出生于年，在喀布尔大学的孔子学院相识，学习中文，并且在大学期间前往中国学习一年，不仅是我在阿富汗的朋友，也是我在这里的“翻译”。年我第二次来阿富汗期间，医院，这医院实习，因此结识。三个女孩都是哈扎拉人，这让她们更容易成为朋友。她们成长的经历也是这个国家近30年来变化的缩影，每个阿富汗人都是一身故事。
扎莱在三个人中五官最立体，浓黑的眉毛、深邃的眼睛、高凸的鼻梁都显示出她的民族外貌。她是普什图人与哈扎拉人的混血，这在阿富汗并不常见。普什图人与哈扎拉人的仇恨在阿富汗国内一直比较深，不仅由于普什图人自认为是更为高贵的本土血统，还因为两个民族分别信仰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两大派别。尤其是出自于普什图人的塔利班，在年代攻占哈扎拉人为主的巴米扬省时甚至发生过种族屠杀的事情。扎莱不喜欢称自己为普什图人，她更喜欢大家称她为哈扎拉人。
扎莱的家乡是阿富汗西部的全国第三大城市赫拉特，但她并不出生在阿富汗。年苏联撤军，结束了10年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但为了保有在阿富汗的影响力，当时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穆罕默德·纳吉布拉成立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仅仅4年之后的年便宣告失败，阿富汗迎来各个军阀之间的全面内战。
年塔利班获得胜利，统治阿富汗，也是世俗观点之下阿富汗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从苏联入侵阿富汗开始直至那段时期，数百万阿富汗人逃往周围邻国做难民，扎莱便是在那个时期出生在伊朗扎黑丹的阿富汗人。直至年美军向塔利班宣战，阿富汗进入卡尔扎伊和加尼时代，扎莱才随家人回到阿富汗赫拉特，在年考入喀布尔大学，来到了首都喀布尔。
阿克巴丽回头看了一眼走在后面的我，她的五官用我们的视角观看就是像极了中国新疆少数民族的面容。阿克巴丽是典型的哈扎拉人，也是阿富汗北部的主体民族之一。同样在阿富汗内战期间，她的家人去往伊朗躲避战争，她随之出生在伊朗。家境更好的她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长大，但她不喜欢伊朗，小时候在伊朗很受当地人歧视，还是回到阿富汗更为自在一些。她的家乡在阿富汗北部的全国第四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现在几乎全家都来到了喀布尔，有一个远在瑞典的哥哥。
法蒂玛出生在阿富汗的扎博尔省，对于哈扎拉人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扎博尔省位于阿富汗南部，被普什图人聚居区的坎大哈省和加兹尼省包裹着，东接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这一地带是普什图人的核心区域，作为哈扎拉人的家庭生活局限性很大。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时期，她随家人逃往邻国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附近的阿富汗难民营。年时我曾探访过伊斯兰堡的阿富汗难民营，与之一街相隔的便是伊斯兰堡的麦德龙，是巴基斯坦中产经常前往的大型购物场所。而阿富汗难民营内污水横流，没有像样的街道，一大片原始的土坯房铺满那片区域。
年，我得到消息，伊斯兰堡为了城市形象，遣散了这个存在了几十年的难民营。法蒂玛在高中时期返回阿富汗，那时已是卡尔扎伊政府时代。而滞留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由于两国之间边境管理模糊，联合国难民署也没有滞留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的详细数字。
三个女孩在喀布尔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喀布尔试着找工作，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喀漂”。相对来说，在首都喀布尔能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虽然刚毕业的她们月收入仅有多美元，在喀布尔已经是平均工资之上的水平了。对于学习汉语的她们来说，喀布尔也拥有阿富汗全国最集中的中国公司，找到工作的希望也最大。
女孩们带我走入她们房屋街区附近的一座美容院。在阿富汗，美容院是男性禁地，这也是女孩们进入之后可以摘下头巾的地方。当她们和美容院老板说明来意之后，作为外国男性的我竟然也跟着进去了，房间内灯光的颜色有些过于刺眼，是偏色严重的蓝色，昏暗且让人眩晕。女孩们在里面自在地化妆，对着镜子尝试各式各样的发饰，从镜子的反射里看得出她们的自信。相比之下，我在里面更为拘束和紧张。
这三个女孩代表了加尼政府时期阿富汗先锋女性的形象，虽然也会遵守宗教习俗，带上头巾，但更像是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女性的打扮，敢于穿上紧身牛仔裤，让身材显现出来，可以来美容院化妆，每天更换不同样式的衣服。
与之相反的，我在阿富汗街头经常见到身披布尔卡的阿富汗女性。这是一种阿富汗的传统宗教服饰，遮蔽全身的大长袍，甚至连眼睛看向外面的部分都有蜂窝状的布线相连，完全无法看清罩袍内女性的样貌。在至年的塔利班统治时期，信仰原教旨主义且经过普什图本土化的塔利班，要求全国女性身披布尔卡，不得上学、不得工作更不得独立外出。如今喀布尔街头仍然能看到身披布尔卡的女性，她们很多都抱着孩子在街头以乞讨为生，家中的男人战死或外逃了，留下没有学习经验和工作经验的她们，难以靠技术生存下去，只得在街头乞讨。
在三个女孩眼里，布尔卡是束缚阿富汗女性的标志，她们的朋友圈偶尔会发布这样的内容：剪碎或撕裂布尔卡。
不仅在外形上她们敢于与过去的阿富汗对抗，在行为上也是。
阿富汗拥有一切战乱国家的标志性产物，比如密集的检查站、高耸的防爆墙，处处都给人一种行动不便的感受。我随她们在喀布尔行走时，往往遇到检查站或者被防爆墙围起的重要设施时，她们都会去与看守人员交涉，希望我能进入观看或顺利通过检查站。
在喀布尔西南角，年阿曼诺拉·汗建造了一个新古典主义的达鲁拉曼宫，经过两次大火焚烧并复建，又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被坦克炮轰，形成破败的残垣断壁在这里矗立了几十年，与之相邻的便是喀布尔国家博物馆。过去达鲁拉曼宫被士兵把守着，在这个腐败无处不在的国家，稍作贿赂便可进入。但年达鲁拉曼宫被防爆墙围了起来，又迎来一次复建，把守更为严苛了。女孩们带我过去，与士兵直接交涉，便让我进入了这片区域。
喀布尔是一座山城，沿山而建了很多低矮的平房，错落有致。然而这些地方是喀布尔相对较为贫困人群的居所，充满了不稳定因素。我却对这里充满好奇，房屋的形式和布局都是我想拍摄的因素，数次前往阿富汗都没有机会深入行走。每次在山脚下想要爬上去时，居住在附近的人们便会善意的提醒我上面的危险。8年，加拿大籍华裔女记者丽莎·冯在这一地带采访时被武装分子绑架，扣押四周之后才获释。
一个傍晚，扎莱和阿克巴丽欣然答应带我上山。她们向我保证没问题，经过左拐右拐的小路，在土坯房之间穿来穿去，我们爬到了半山腰。两个女孩自在的用达利语聊天，我在别人家的房顶上站着拍照。
俯瞰喀布尔的傍晚，天空是深邃的墨蓝色，喀布尔的山丘连绵起伏，半山腰直至山脚下都是土坯房内星星点点的灯光，错落有致。对面的山很近，与我所在的山之间是贯穿城市的喀布尔河，河边有个游乐园，时不时欢笑声还能传来，很快会被汽车的鸣笛声淹没，嘈杂、吵闹。浮尘轻抚在山丘之间，与屋顶烟囱冒出的炊烟混杂在一起，这一切看似混沌，却在喀布尔这个“邪恶”的有机体之内，没有了黑鹰在头顶震耳欲聋的盘旋，有的只是来自城市生活原本应有的噪音，第一次觉得好听，让我感到了片刻的安宁。
下山之后，我们找了一家大型商场吃晚餐。进入阿富汗的消费场所往往需要经过搜身安检，甚至连相机都不让携带。女孩们和安检人员说了几句达利语，我便成功将相机带入商场了。走进商场内的一家汉堡店吃了顿快餐。谈不上好吃，肯定不及喀布尔街头传统的烧烤，但女孩们还是坚持选择带我去体验能够标志喀布尔的新潮生活。
先锋也有代价，她们都曾收到过伊斯兰国（IS）发出的恐吓信，虽然这种恐吓信发放的范围比较广，也没有实质性的迫害，伊斯兰国并没有强大的力量对她们精准打击，也不会去骚扰她们的家庭，对于伊斯兰国的这种恐吓行为，她们表现地不以为然。但这样的恐吓持续存在在她们的生活中。
年夏天
不去接近，就没有机会了解
年夏天，我再次前往阿富汗。
一个午后，乘坐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普什图人，戴了羊皮帽，脸上堆满络腮胡，高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睛。他名为穆罕默德·谢克尔，开一辆破旧的右舵手动挡卡罗拉，带着我们一车人在喀布尔郊区往城里慢慢走。
由于司机是普什图人，在未了解的情况下稍显紧张。我坐在副驾位置，努力打破这种奇怪的氛围。我看到他的方向盘前放着一张老照片，是一排人的合影，里面竟然有一个在阿富汗近代史里举足轻重的人物——希克马蒂亚尔。
再次印证了那句话，阿富汗的每个人都是一身故事。
一路的交谈过后，我们彼此渐渐放下戒备。谢克尔在抗击苏联入侵时期是希卡马蒂亚尔的贴身随从，他们在内战之后才分道扬镳，希克马蒂亚尔前往伊朗十年，同时期谢克尔在迪拜打工，获得了很多穆斯林的帮助，至此，才彻底想做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并在自己家旁边搭建了清真寺，当了阿訇。之后我们不仅通过谢克尔见到了希克马蒂亚尔，还数次去往谢克尔的家里拜访。他甚至开车带我们去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还把他的车借给我。
在铁网密布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旁开车是一番奇特的体验。远处耸立着一个个土砖窑的小烟囱冒着黑烟，背景横贯着充满故事的兴都库什山脉。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门口有几个小卖部，是美军不要的健身器材和衣物、日用品，阿富汗人收来之后就地变卖。甚至每周五，有关系还能进入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参观，买一些美军纪念品。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距离首都喀布尔只有47公里，经常看到黑鹰从巴格拉姆起飞去往喀布尔的美国大使馆。这是一幅看起来稍微有些滑稽的场景，但一切都戛然而止于三年后的夏天。
谢克尔的家在喀布尔南部郊区，这里是沿山而建的贫民区，房子在半山腰。谢克尔热情好客，每次去都会拿出上好的干果招待。但其实谢克尔的家庭非常贫困，紧张时甚至连电话费都承担不起。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每天不收我们的车钱，但每天结束时我们依然会偷偷地塞给他阿尼（约合人民币元）。
他的房屋是典型的阿富汗式构造，一进门便是会客厅，地上铺满地毯，大家席地而坐。一个门帘后是他们的卧室，这里是我们男性的禁区，他作为家里的男主人可以进入，而作为宾客的男性甚至连里面的场景都无法窥探。他的老婆在里面为我们准备干果和茶水，并由谢克尔的二女儿和小女儿端出摆在面前。还未上学的两个女孩不用披戴头巾，天真烂漫地在客厅和我们一起玩耍，对于外国人的到来她们满是童真的好奇。已经上学并披戴头巾的大女儿和他的妻子我从未见过，只能隔着门帘向她们表示感谢并得到回应。
在一处防爆墙围起的政府建筑大门外，我见到了阿克巴丽，她的头巾颜色比过去更鲜艳了，穿着打扮也更为俏皮。此时的她已在阿富汗政府部门上班，拥有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
阿富汗的工作时间往往不长，即使在上班期间也会有很多人用喝茶来打发时间，这也是这个国家做任何事情效率低下的侧面表现。阿克巴丽即使在上班，也有很多时间带我在喀布尔逛。她的哥哥也从老家马扎里沙里夫来到了喀布尔，还买了新车，带着我们逛喀布尔，好不威风。
一天中午，我们找到了喀布尔一家较为著名的阿富汗菜馆吃饭，饭桌上有说有笑，突然阿克巴丽低下了头，收敛了笑容，他的哥哥也变得稍微严肃了一些。此时我才注意到，门口进来几个身材魁梧的男性，照直走到了庭院中央的大桌坐了下来。他们高鼻梁，带着羊皮帽，身着阿富汗传统长袍，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每个人脸上都留着满脸的络腮胡，一看便知这是一桌普什图人。
普什图人和哈拉扎人之间的间隙是根深蒂固的。
此时的阿富汗虽然全国各地总有零星交火和恐怖袭击，然而航空公司还是开通了很多城市的航线。我乘坐飞机去往西部历史名城赫拉特，也就是扎莱的家乡，并在那里再次见到了她。这里自古就是西行去往伊朗的必经之路，并且由于距离伊朗很近，赫拉特的城市样貌更像是伊朗，街道更为平直，和阿富汗腹地错落有致的平房屋顶的土坯房不同，这里的土坯房屋顶有圆形的土包，使得屋内冬暖夏凉，甚至很多房顶还有伊朗亚兹德常见的风井。
扎莱因为在喀布尔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回到了家乡赫拉特。在这里，她找到了一份电信公司的工作。她的年龄在阿富汗大部分女孩里已经偏大，家里希望她能赶快嫁人，然而她不喜欢包办婚姻的制度，还在等待找到自己喜欢的男孩。
她已不像在喀布尔那样穿着各色衣服，而是如同伊朗国内女性打扮的一身纯黑色Hijab装束。回到赫拉特这一年，她不是很开心，虽然这里是她的家乡。她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去中国学习和生活，因此在上班的同时，还在学习汉语，如果通过了HSK5级的考试，她就有希望申请到中国的学校，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赫拉特虽然是阿富汗国内第四大城市，但其实很小，用不了一两天就能走完城内所有的历史古迹和重要区域了。扎莱和她的一个朋友带着我逛了残破的宣礼塔以及过去的城堡。虽然她的装束看起来不如在喀布尔那般“自由”，但行事方式还是如同在喀布尔那般，与人交涉时果断且自信。
我想起年4月时，扎莱获得了一个随阿富汗代表团来中国短暂访问的机会。当她发消息说要去长沙后，我不想错过这个见面的机会，便从北京飞往长沙。在阿富汗代表团所居住的酒店大堂等她时，她谨慎地发消息说不要让别的阿富汗人看到她在这里单独见男性。这情形如同在中国上学时期那样，阿富汗男孩儿可以喝酒、去网吧，甚至有些还找到了中国女朋友，然而阿富汗女孩们就只能在学校闷头学习，她们没有谈恋爱的权利，否则会被同行的阿富汗男孩威胁。
但一旦离开了代表团的阿富汗人们，扎莱的脸上便洋溢着开心和一份“自由”。在中国的她，头巾戴的更高了，露出了更多头发，上衣的袖子也更短了，露出了更多手臂。手拿一杯星巴克，走过HM的店门口，甚至进去逛了逛，对我说星巴克不好喝，还饶有兴致的看了湘江边的广场舞。当去丝芙兰买女孩们喜欢的化妆品时，店员惊讶于她会说中文，问她是不是新疆人，她自信地回答说“我是阿富汗人。”
虽然回到赫拉特的扎莱装束变了，但其内心却没有变化，她仍然想要抗争和改变自己的命运。
年夏天
“我最怕塔利班的是强奸女性”
年7月5日，美军悄悄切断电源，连夜离开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
美军的突然离开，带来了阿富汗国内的剧变。原本支离破碎被各个势力割据一方的阿富汗，暗流涌动，势力最大的塔利班瞬间攻占全国，目前除潘杰希尔省之外，整个阿富汗已在塔利班的控制范围之内，更为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8月15日，塔利班占领了加尼政府的首都喀布尔。
我发消息问候了阿富汗的朋友们，最为“幸运”的是法蒂玛，她在疫情前的年成功申请了重庆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并于年9月来到了中国继续学习。然而扎莱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虽然她在年也成功申请到了重庆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然而全球疫情的环境下她并不能前往中国学习，只能使用阿富汗的3G通讯网络在家上网课，不过这对于想离开阿富汗的她来说生活仍然充满希望，可塔利班占领全国的事情彻底使她没了着落。
她们童年时都曾看到过或听说过塔利班统治时期下的阿富汗至暗时刻，女性地位之低下和无用，那是一个完全传统的男权宗教社会，让她们没有喘息的机会。
扎莱向我诉说：
-你好，李！你认识加拿大使馆的人吗？加拿大承诺接受两万名阿富汗公民，优先考虑人权活动家、女性领袖、宗教少数群体和记者。
-去加拿大是不是简单一些？
-并不是加拿大简单，现在只要能离开阿富汗，我去任何地方都可以。
-所有大使馆都关闭了。
-塔利班杀了一些人，我用Facebook发给你视频，他们杀政府军的人。
-我申请到学校要去中国时疫情了，我没办法前往中国。学校说疫情结束了来中国，再给我补发奖学金，学校不让我去中国。我现在没钱也没工作，我该怎么办？
-塔利班同意女性去工作，这是为了让世界接受他们。
-我的公司还没开门，我现在没有工作，我想要离开阿富汗。
-赫拉特没有中国人，我找不到工作，我为什么学了汉语？
-前两天塔利班在街上打了几个女性，她们戴了Hijab，但是她们穿了紧身裤。
-他们也打了男性，因为他们穿牛仔裤。
-塔利班一条胡同一条胡同的寻找police，挨家挨户。
-我最怕塔利班的是强奸女性。（大哭表情）
-我该怎么办呀？（大哭表情）
-赫拉特的伊朗大使馆要开门了，我要去办签证去伊朗。
-你的家人同意吗？
-同意！他们说赶快离开阿富汗。
给身在喀布尔的阿克巴丽发了同样的问候，三天时间过去仍未收到任何回复。法蒂玛是最轻松的一个，她说我若有机会去重庆，可以一起吃火锅。
（为了受访者安全，扎莱、阿克巴丽、法蒂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