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年，武汉城管与河南摊贩王天成一家打了一场拉锯战，一边是有着空前决心的执法者，一边是被称为最牛摊贩钉子户的70岁老人，双方上演了诸多超过想象的交锋。这场拉锯战被导演陈为军拍成了纪录电影《城市梦》，正在院线上映，中国社会最现实的问题之一——腾退小商贩出现在大银幕。影片以城管帮王家寻找其他场地，后者搬离结束，但这不是王天成一家城市生存故事的终局。
王天成与儿子王兆阳。王天成老了，驮着背，个子像缩水一样小了一截。再也背不动大包衣物，还总是忘事。就在五年前，影片里70岁的他精神矍铄，腰杆笔挺，还有一身精壮肌肉。在和城管的斗争中冲在最前面，气势甚至盖过对方。
双方“交战”地点位于武汉洪山区鲁磨路，王天成占据前任城管局长给予的废弃报刊亭，在繁华路口辟出二三十平米的地摊，和老婆卖衣服皮带，儿子王兆阳和儿媳卖水果。年，当地城管用史无前例的决心，准备拔掉这个最牛摆摊“钉子户”。
面对城管，在此地经营十四年的王天成丝毫不退却，他撕掉执法单，掌掴城管队长，宣读宪法支持残障人士的条款，最激动时躺在马路中央抗议。
当地城管都称呼王天成为“王爹爹”，面对这个最头疼的对手，他们亦计谋频出，有人卧底成培训机构老师统计王家每日营收，最后出动一大巴车的队员，手持防爆盾围住王天成，才成功测量摊位面积，下达执法通知书。
这些场面都被镜头捕捉，呈现于纪录片《城市梦》。这也是纪录片导演陈为军的收官之作，陈为军的作品多聚焦家乡武汉，有《请给我投票》《生门》等代表作，而拍摄《城市梦》时，正是中国旧城拆迁最激烈的时候。
争执背后是城市梦带来的冲突。来自河南农村的王天成一家渴望成为城里人。影片有一幕，为办理贫困证明，儿媳妇回到镇平老家，站在满院子齐人高的杂草里，背靠着已经开裂的老屋说，“就算捡垃圾，也要在武汉生活下去。”而城管们的职责则指向一个更宏大的梦想，正如城管队长在镜头里反复念叨的，“城市要发展，武汉要成为大城市。”
和大多数影片一样，《城市梦》也有一个算得上“圆满”的结尾，城管帮助协调了其他场地，王天成一家妥协搬离，至今依旧留在武汉以卖水果为生。
年，影片在拍摄结束四年后终于上映，这个河南家庭也变了模样。王天成老了，妻子因癌症去世，孙女上了大学。守卫家庭的人换成了他的儿子，年轻时就断了右手现年43岁的王兆阳。不变的是，他们融入城市的梦想依旧在继续。
王兆阳讲述了一家人在武汉20年间的生存故事。以下是他的口述：
王天成一家卖货的牌子“假一赔百”。老弱病残占全了
我们以前没去过电影院，一张票几十块钱，总觉得花那么多有点划不来。电影（《城市梦》）上映后，城管邀请我和丫头去看了首映，后来找剧组要了两张票，丫头陪着老爷子去看。老婆没去，她看着店，也不会再买票去电影院，就等着啥时候电脑上可以看吧。
电影院里大家鸦雀无声，没有交头接耳，和小时候在农村露天广场看电影很不一样。电影还是比较抓住人心的，有些东西顺序颠倒，好像更紧张了，比如城管和我们两方面好像在斗争，但对我们来说，当时只觉得一直顶着压力，不知道前路怎么走，不知道城管会怎么安排，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弄，没有想怎么样对付城管，但大体上就那么回事儿。我看网上很多评论说，是不是刻意演出来的，我也没去反驳，但就是真的事。
我们家真的很典型，老弱病残占全了。我妈是癌症晚期，大概06年检查出来的，子宫肌瘤恶性，一开始做放疗，每次都是上千块，后来就吃中药。我学过点中医，自己开方子，像红参没少吃，也不敢吃太好，当时三七特别贵，就买来打成粉，放一点点。那些年吃的中药得有一卡车。
我是77年出生的，残疾人，年在深圳一个台资企业打工，冲压车床碾掉了右手。之前在日本企业，都有红外线防护，这家台资企业没有。官司从春天打到秋天，从劳动所打到劳动局，从初级法院打到中级法院，电话卡都整整一沓，最后公司赔了四五万，当时还上了报纸。
回到河南老家，用这笔钱结了婚，然后买了辆农用拖拉机，多块钱，加上车棚啥的，一共四五千块，又买了农具，花的也差不多。家里有四亩多的地，就想着种种地，维持一下生活吧。
后来不种地了，主要因为那时候对农民不像现在那么好，村里面乱收费，除了农业税，还有些乱七八糟的，老百姓承受不了，我们家没交，就把家里的一些东西像钟表就给抬走了。老头（王天成）一气之下就不在家了。
从家里拉货的王天成。一开始去了汉阳，我妈有亲戚生意做很大，说要给笔安家费，但后来也没给。然后就到了武昌，有亲戚在摆摊，就问能不能生存，他们说吃碗饭没问题，就来了。过了两三个月我和老婆也跟来了，那时候丫头还是抱着过来的，只有几个月大。
老爷子有脑梗，容易激动，脾气暴，说实话我们也怕他。但他也是保护家人，保护我们，就为了守住这个地盘。老爷子身世比较可怜，家庭也单薄，我爷爷因为饥荒死的早，大伯和两个姑姑长大都去了外面，家里就老爷子一个人，完了之后被欺负，他一直和人斗争，就形成了这样的性格。
我们家成分不太好，没分到房子，始终都是饥寒交迫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老头经营这，经营那，才逐步走向温饱，盖了三间房子。
但老家肯定是回不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做的事，屋子前后都裂了缝，下雨顶上还会漏雨。有时候我回去办个证啥的，都是在旅馆里住，一天也就二三十块钱。
所以影片里呈现的压力，和现实压力比差远了。以前也去工地打过工，没挣到钱，就这个摊位能挣钱，没这个摊位，一家人吃喝开销从哪来？在城市里生活什么都要钱，那时候房租不贵，但也要四五百，孩子上学，老人治病，都要花钱。（撤掉摊位）那时候压力真的太大了，饭也吃不下，想释放，想喝点酒，我也不敢喝，身体不好，那段时间恶心、呕吐、便血，我老婆她耳朵听不到了。就感觉到了人活得太累太累了。
王天成与儿子王兆阳的摊位。你个老百姓，也不能不知进退
刚到武汉的时候，我们还不在鲁磨路，在对面马路一条小巷子，华中科技大学西三门那。那条街很红火，都是摆摊的，搭个棚子，叫堕落街，大学生起的名字，主要卖吃的多，烧烤什么的，大学生喜欢吃。
我们也是像无头苍蝇一样，没有什么想法，没有具体的项目和计划，什么都卖，卖过小百货，卖过鞋、袜子，还有小收音机这种小电器。吃的也卖过，我卖过两天煎饼，一只手不方便，全靠老婆没法弄，赚不到什么钱，就又改回来了。
现在想想，真的耽误了那么十多年，没对路子，主要没想到社会变革这么快。最早的时候，卖百货，拖鞋凉鞋还有人买，后来没人到地摊买这些了。充电器、收音机、录音机、磁带也做不下去了，一年两年之内，这些东西突然就卖不动了。
后来那一块拆迁，几个村子都拆掉了，这条街自然也是要全部清理干净，不光是我们，那些有门店的也全完蛋了。出来以后，反正大家都各找各的门路，想办法摆摊，我们就跑到鲁磨路大路边了。
当时区城管局长照顾，（城管局长）说在家实在过不下去了，给老头弄个废弃报亭吧。老头卖衣服皮带，我们最开始在那边也不是卖水果，卖点金鱼、鲜花，一天卖几十块钱，卖到多块钱都很高兴，就维持生活。
开始卖水果也有故事，那年夏天，天热，我到对面门店水果摊买了个西瓜，卖西瓜说是10斤，那时候还不太贵，花了10来块钱，回来放在秤上一看，7斤多，连8斤都没有。开玩笑呢，差这么多，老头脾气能饶了他，直接找去了，结果人家还理直气壮，说卖水果的都是不足秤，你想足秤，自己到水果行里面批发去。
第二天我一生气，说干脆这样，咱们把这个当作机遇，反正金鱼、鲜花也没什么生意，干脆不搞了，咱们也卖水果。找到原来卖过水果的老乡，一起去行里面进货，你们不是差秤吗，老子不差秤，该多少就多少。我手写块牌子——“少一两赔一斤”，到现在牌子还一直带在身边。
一开始生意就比较差，比如说香蕉，我2块进来的，必须要卖到2块5才行，但是其他差秤的店就卖2块。
但卖了一年吧，口碑就出来了，大家才知道同样花10块钱，单价高的反而买得多。这样就有矛盾了，那条街有四五家卖水果的，我动了人家的奶酪，他们联合起来告我占道，后来我知道，告我的材料有一大堆。其实他们也占道，就因为我卖得实惠，把我当成了眼中钉。
这还问题不大，后来关键是路口要修珠宝大楼，上面卖珠宝，底下是超市，跟我们挨得很近，我们影响到市容市貌了，那时候城管管理也很严格了，就可能下定决心拿掉我们家。
王天成在马路中央激烈对抗。王天成与城管队长对峙。纪录片《城市梦》网络截图。电影里面，城管装作培训机构的老师发传单，统计我们家的收入。那时我们平均一天大概卖0多块钱，可能赚个到。一盒香蕉最多就赚5块钱10块钱，一天卖两三盒。一盒香蕉20多斤，坏果损失个两三斤肯定得有，有的人就买几个，2块3毛，那3毛我不收，相当于不挣钱。而且像香蕉，第二天1块钱1斤你也得卖，5毛钱也得卖，不卖自己吃的完吗？
到最后实在没办法，电影里我就去和城管局长谈判了，老头子没去，他那时候精神已经走到崩溃边缘。我还比较理性，就想办法争取到最好的结果。
后来城管给的条件，比当初我想的结果还要好，他们帮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现在我们在的这个民族大道荷兰风情园的岗亭，还给了三米乘以四米的棚子，这真的想不到，全国这样的也不会太多吧。
换了新环境，人脉顾客各方面都没了，心里肯定有所抵触，但毕竟国家给了这么大的善意，让了最大的一步，你个老百姓，也不能不知进退不是。
她是不可能回到农村的
从鲁磨路搬走后，又出了几回事，真的可以说是危机重重。
我刚搬来这，焊铁架子，就扎了腿，差点要命，离大动脉只有一毫米，花了一两万块钱。然后16年，老太太（王天成妻子）不行了，那会儿很痛苦，医生用了蛋白粉还有氨基酸什么的，又花了大几万，后来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返还来一两万块钱。
丧事是回家办的，要是我们在农村，像我奶奶死之前十几年棺材就备好了，现在要新买，老头子亲自到棺材行里面去挑，花了块钱。老头子那时候哭的死去活来的。这几年他老得很快，年龄也到了，瘦了，驼背了，个子也小了，健忘很厉害，一个人做不了事情了。
那时候老头在另外一个地方摆摊，我说你过来吧，就把城管给的岗亭给了他，随便卖点甘蔗什么，也有个住的地方。但他脾气不好，我们跟他没法待一块，老挨批，就在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后门租了门店，转让费是4万，月租倒不贵，三四千块一个月。
那个地方一开始还行，虽然没有社区，但有个学校，还挨着美食街，而且我考察过的，方圆一两里地都没有水果店。但是运气特别不好，做了两个月生意，就来了一家水果大卖场，面积是我的三四倍，还找了几个人喊喇叭，搞什么会员之类，小店哪搞得过他们？
但是他们也倒霉，搬来没多长时间，小吃城拆迁了，基本上一大半人都没了。还有一点生意能维持下去，是因为有个几千人的宿舍，学生虽然买的少，但也架不住人多。结果，去年底学校搬迁到郊区了。
那时候是不赚钱，但我想耗死他们，他大门店亏的多，我小门店亏的少，结果今年就碰到了疫情，大家同归于尽了。
王家在河南老家的房子。王兆阳的女儿帮忙看摊儿。疫情爆发前，大年二十几，我们正好回了老家，丈母娘生病去看望。我们平常过年也不回家，就在武汉休息一阵，一年到头没个休息，过年再不休息，人活着有啥意思。后来形势严峻了，老头子也去坐火车，火车票便宜，只要五六十块钱。他上午就去火车站等，结果下午就封城，火车站再不让进了，他在火车站里面坐着倒也没人管，晚上坐火车顺利回来了。
本来老头想走走亲戚，结果直接就封在家里了。一开始隔离了14天，到了时间，又隔离14天。后面一周可以出门买趟东西。农村里东西便宜，10块钱能买五个白菜，在武汉可能一个都买不到。
女儿开学，要上网课，从村卫生站拉了网线过来。我说要不给人家钱吧，他们说不用，之后再送点东西吧。谁也没想到这回疫情这么厉害，所有武汉人都低估了。
损失太大了，之前租的门店做不成了，没人了，转让费4万块全赔进去，还有去年底充的块电费，也相当于打了水漂。我们是5月份回的武汉。租的一室户，每个月块，房东免了一个月房租，又补交了后几个月的。那时候好多跑路的，我看有房东半夜堵人的，不让房客搬走。
老头说，你们给我租个房子，（你们）还搬回来（岗亭）。就给他租了个平房单间，一个月块，他搬走了。
现在这里和鲁磨路肯定没法比，那地方有两个大学，还有很多国企。石榴一上，很多退休教授就来买，他们很注意养生，说石榴对脑血栓、心血管有好处。所以我说，我在武汉也见证了武汉人从吃得饱到吃得好。
但现在这里，石榴就卖不动。附近有个社区，懒得去超市就来我这，主要是晚上生意好，对面有学校公寓，有老师学生来公园跑步，累了买瓶水，买点水果，买一牙西瓜这样。
以前在鲁磨路，一天卖两三盒香蕉，现在也就一盒，有时候一盒也卖不完，拿货就拿青一点的。每天早上三四点进货，不像人家大超市，一下子买个十箱，要和他们磨价格，回到店里就8点多了，再摆货，白天有空就躺椅睡一会儿，晚上大概11点多收摊。
大概6月底才开始重新做生意，7月份不行，一天就卖、块，不够（水果坏掉）浪费的，亏了三千多。8月份好一些，我估摸着不赚钱也不亏钱吧。
王兆阳一家吃饭。我觉得疫情影响可能得持续一两年吧。大部分人都有房贷，半年都没有收入，得紧着交房贷，在吃的方面自然就缩减。以前一个礼拜买个两回三回，现在半个月吃一回。还买的少，过去买一个瓜，有时候两个瓜三个瓜，还让我送过去，现在一个瓜我分成4份，还有人嫌大，“老板能不能再切一点？”再切我怎么卖啊。
我估计下半年学生开学，生意会恢复快一些，老百姓再怎么紧迫，学生的钱他总是还要给的。
我女儿现在每个礼拜给她两百块钱。她自己也在奶茶店打工，因为疫情也排不满班，一个月去10多天，一天五六个小时，一小时20多块钱，已经是最高的了，来回地铁还要8块钱。
她大二了。正好赶上政策，外地人也能在武汉中考和高考。中考考上了普高，但是路太远，怕不安全，没让她去，念了中专。开家长会老师也说，没考进重点高中，进中专也不错。现在进了大专，学的电信。也不错吧，我看很多硕士毕业生在送外卖，这上的是啥学？
现在生活基本上没什么压力。老太太也算寿终正寝，老头养老也比较安静，也没生大病。我们俩也没什么大病，有个经济生活来源，这就很幸福很好。
纪录片《城市梦》网络截图。落户、买房什么，现在还没考虑。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女儿培养出来，下学期又要交七千多块学费了。读中专时候，怕她谈恋爱，现在怕她不谈。20岁了，在农村里都抱娃了。最好是25岁以前能结婚，但丫头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也只能旁敲侧击说说。
要是能嫁到城里当然最好，但也看她自己吧。不过我看她是不可能回到农村的，她从小在武汉长大，挺喜欢武汉的。
武汉鲁磨路嘈杂的街道。